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蕞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オ�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他们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而雄据中原的汉族，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自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产品——马、牛、羊、驼等与代表农业民族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粮食、布匹、茶叶等第一次实现了以物易物或通过“茶马互市”，或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实现之，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当然，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显然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的写照。可见，自然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三）畜牧业资源利用率高于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场自由放牧，作为第二生产资料的牲畜，对第一生产资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夺性。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其畜群，按季节而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蒙古民族的众多部落，夏则居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冬则居气温暖和的山麓向阳处，无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草场都能得到轮休，而且，游牧经济投入的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量的劳动力，因而经济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种子和枝叶，缺草时几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农业只利用粮食作物的果实，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业的丰歉，不是简单地看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多少，主要依赖宽广而丰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游牧生产是一种短链生产，天然草场的质量及其变化是决定因素，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了畜群都要经历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轮回，但这种游牧生产，净生产量大，发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够的生物量，就会出现肥壮的马、牛、羊、驼。而农业劳动生产就大不相同，一个劳动力使用简单工具种几亩地是固定的，要扩大规模就需要改进工具或增加劳动力，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弹性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导致人口过度膨胀、文化闭塞；而游牧民族从草原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业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则是生产方式结构简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草原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差。��

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文化心态的差异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制定了严格的保护草场的制度，凡破坏草场者，受惩罚，甚至杀头。

黑鞑事略》中记载：“草生所属地者，遗火而熟草者，诛其家。”［3］更不允许随便开垦草场，他们深知“草也好，马也肥”［4］的道理。从小生在马背，长在马背上的蒙古人，对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爱马、惜马是他们的传统。在蒙古部落里，哪一个人用鞭子 打马眼睛是相当于犯罪的。每当打猎或出征之前，部落首领都要对属人进行爱马教育，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命速别额台追袭脱黑阿时降旨道：“当惜马于未瘐时……马既瘐则惜而无济矣。”［5］可见，一个民族的概念世界决定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特质。��

不同的文化渊源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的确，特别的性格来自特别的环境，正如箸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6］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饱经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民族，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使人产生依恋故土、不慕异地的观念，世世代代面朝黄土的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恩泽加倍地感谢。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严谨细腻的思维方式，既有勤劳朴实、内向的民族性格，又有知足、安分、守一的心理习性。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为模式的从众，思维模式上的狭隘和单一，缺少个性和特点，不易于融合外来文化，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表露。

　　注  释：��

　　［1］  《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宋］徐霆：《黑鞑事略》，第6页。��

　　［4］  《蒙古秘史》，新译简注本，第152页。 ��

　　［5］  《蒙古秘史》，新译简注本，第207页。��

　　［6］  《大地的引力》，见《巴·布林贝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お�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