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
【摘要】（佟柱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有许多民族，这就是《史记·匈奴传》中所记的百有余戎，其大者有山戎、东胡、匈奴，各有悠久的历史。 山戎在燕之北，常侵燕、齐，《史记·匈奴传》：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有许多民族，这就是《史记·匈奴传》中所记的“百有余戎”，其大者有山戎、东胡、匈奴，各有悠久的历史。
山戎在燕之北，常侵燕、齐，《史记·匈奴传》：“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禧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史记·燕召公世家》：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
《史记·齐太公世家》：禧公“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这些文献，均记山戎伐燕伐齐的史事，说明山戎是北方较强大的民族。
东胡在胡之东，故曰东胡，亦当燕之东北地，常侵燕。《史记·匈奴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二世时东胡强盛，向冒顿索取千里马、阏氏和瓯脱，“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可知东胡之于燕于匈奴，是均构成威胁的民族。
匈奴在云中、雁门、代三郡以北与大漠之间，秦、赵、燕三国边匈奴。自西周以来，已很强大，时扰周室，《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自故，猃狁之故。”吟咏了侵扰之苦。《诗·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赫赫南仲，猃狁于夷。”记载了征伐猃狁的情况。至冒顿自立为单于，破灭东胡王以后，《史记·匈奴传》：“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建立了政权，在北方民族中，首先以游牧经济，进入了文明阶段。
山戎、东胡、匈奴这三个北方民族，都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史记·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驶騠、、弹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所以其常畜为马、牛、羊，但也有一些奇畜。而匈奴的冒顿，更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皆为白马，东方皆为青龙马，北方皆为乌骊马(黑色马)，南方皆为骍马(赤黄色马)［1］，可见畜马之盛了。
但是这些游牧民族，也有一点点农业，山戎有冬葱和戎菽，菽为豆属，并移植齐国，玉皇庙也发现有黍。东胡的裔族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其土地宜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子，至十月而熟。”可知东胡这个族系有和东墙，夏家店上层出土的猪骨，也与农业有关。至于匈奴，《汉书·匈奴传》：“师古曰匈奴中亦种黍。”又知匈奴有黍。山戎、东胡、匈奴虽然主要是游牧经济，但是都有了微弱的农业，这种以游牧经济为主，也有点微弱农业，是我国北方民族经济的特点，那种以为北方民族只有游牧经济的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是怎样起源的呢?约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长城地带以北的细石器，即代表游牧经济。
第二种意见，是先有畜群，后有农业。第三种意见，是从中原的家畜，发展成游牧。
这些意见，从游牧经济这个关键课题的各个方面，作了有力探索，都是有益的。但是实际如何呢?不能不作深入的考察。
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迄今仍没有发现游牧经济的迹象
历史上游牧经济的起源，也关联着现在的维吾尔、蒙古
等游牧民族，是我多年企图探索的一个学术课题。为此，我曾研究了北方和东北细石器文化［2］，并在1986年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1987年到内蒙古各地作了实地考察和分析了标本。我并向各地考古界同行请教有无游牧经济起源的遗迹和遗物，但答复都是未见的。
第一种意见，认为长城地带以北的细石器，即代表游牧经济。
我对于内蒙古细石器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西部巴丹吉林沙漠地区，是以中型石叶为主兼见勺形石刀的遗存；内蒙古北部浑善达克沙漠地区，是以小型石叶为主兼见短三角形石镞的遗存；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是以中型石叶为主，到晚期兼见长三角形石镞的遗存；内蒙古中南部边毛乌素沙漠地区，是以小型石叶为主兼见有孔石刀的遗存；内蒙古东南部北边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草原，是以小型石叶为主兼见石耜的遗存；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富河文化，则是以大型石叶为主兼见锄形石器的遗存。各地区地域特征是很清楚的。而这些各种尖型的石叶与尖状器、刮削器一起，它们是代表狩猎经济的，而不能直接证明即属于游牧经济。
代表狩猎经济的是石镞，如百灵庙有三角形平底、宽尖叶形圆底石镞，霍尔赤根河北岸沙窝有宽叶形平底、三角形平底石镞，平顶山有叶形凸底石镞，查依塔木诺尔有三角形凹底、三角形平底、长叶形凹底、叶形斜底石镞，门德勒苏木有长叶形凹底石镞，苏尼特左旗政府西南沙丘间洼地有叶形斜底、叶形凹底石镞，吉日嘎郎图有叶形凹底、柳叶形平底、叶形有铤石镞，布拉格芒和有柳叶形平底、叶形凹底、叶形平底平镞，达哈都姑乌拉有三角形平底、叶形平底石镞，可知北部地区主要是三角形与叶形，有平底、凹底、凸底之分，但凹底较多见，这些石镞分布很广泛，表明使用很普遍，是射杀野兽、为狩猎经济蕞直接的证明。
第二种意见，先有畜群，后有农业。
从我到过的新疆吐鲁番大戈壁上的阿斯塔那，和内蒙古察右后旗浑善达克沙漠边缘上的那日格日勒以及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辉河口诸遗址，都看不到有包含牛、羊、马等游牧经济地层的存在。在新石器时代，在新疆、内蒙古的广大地域，都没有游牧经济起源的迹象。同时约近一个世纪各地发表的调查报告，也不见或少见有牛、羊、马骨的记录。这些都直接证明新疆、内蒙古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还难作游牧经济对象来探讨。
在内蒙古东南部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地层，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晚期赵宝沟文化地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有红山文化地层、小河沿文化地层。在内蒙古中南部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相当仰韶早期的阿善一期地层，相当仰韶中期的白泥窑子地层，相当仰韶晚期的有阿善二期、阿善三期、朱开沟Ⅶ区早段、庙子沟地层，相当龙山早期的有大口一期地层，相当龙山晚期的有朱开沟一段地层，但是这些地层，均属农业经济形态，它们虽然都在内蒙古，但却与游牧经济无涉。
内蒙古阴山山脉在新石器时代，倒是一个文化接触地带，但那不是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接触地带，而是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接触地带。即阴山山脉以北诸文化，使用大量的打制石器，种类既少，器形又小，反映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石叶多是嵌在骨柄上作切割兽肉用的刀子，石镞则射弋禽兽，属狩猎经济类型，而不属游牧经济类型。阴山山脉以南，分布有带仰韶文化因素遗存、带龙山文化因素遗存、带半山类型因素遗存、带客省庄二期因素遗存，诸遗存有大量的磨制石器，种类既多，器形又大，代表较高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这些都是农业经济类型［3］，与游牧经济亦无关。 所以新疆、内蒙古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迄今未发现有游牧经济的迹象，相反的倒是有狩猎经济。
第三种意见，是从中原的家畜，发展成游牧。
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半坡文化系统：是北首岭下层、北首岭中层、半坡下层、北首岭上层、半坡上层；庙底沟文化系统：是裴李岗期、八方仰韶前期、八方仰韶后期、双庙仰韶前期、双庙仰韶后期、庙底沟一期、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大汶口文化系统：北辛期、王因早期(一)、王因早期(二)、王因早期(三)、东海峪大汶口晚期、三里河龙山文化，这些文化中的地层，都是农业经济形态，没有牛、羊、马堆积地层。
至于各个地层出土的家畜，都很有区别，如猪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已经出现，这是出现蕞早的一种，而且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有发现，是中原史前期一种蕞主要的家畜。磁山还出土了小型黄牛，而半坡、北首岭、庙底沟、三里桥都有猪、狗和黄牛三种。半坡虽然有绵羊、山羊和马，但尚不能鉴定是家畜。城子崖和白营的标本，只能鉴定到马属，还不能鉴定属于家马，到商代才鉴定有家马。庙底沟二期已有家山羊，红山文化已有家绵羊［4］。以上辑录，可见出土的猪、牛、羊、马都有一个长期过程，并不是在一个时期同时出现的。而这些家畜都是作为农业经济的辅助经济出现的，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游牧经济出现的。同时农业经济养猪，而北方的游牧经济是不养或很少养猪的。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的盛期，应出现在青铜时代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对于牲畜中某一种的驯养，有的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但是作为游牧经济的出现，应在铜石并用时代。而羊、牛、马或驼的完整独立游牧经济形态，应出现在青铜时代。
蕞直接能够证明属于游牧经济的，是新疆哈密五堡29座墓出土的器物，这些器物属铜石并用时代，已经出现了铜器，但是也有石器，墓主人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腰皮靴，好一幅牧民的生动形象。出有石杵、砺石、石砍锄、石球、石磨盘，也有铜刀、小铜泡、喇叭状铜铃饰，是既有石器又有铜器的墓葬，应是铜器时代的开始，或属于铜石并用阶段。同时随葬了牛、羊、马骨，表明游牧经济已经出现，但是也有小米饼和青稞穗壳，表明也有微弱的农业。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和河拉沟东口，也发掘了73座石室竖穴墓，出土铜刀、圆铜片、铜耳环，也有石杵、砺石、石锥，年代与五堡相似。墓主人深目高鼻，长发梳辫，罩网状丝发套，着毛织物及毛皮。还出土了钻木取火的钻孔木片。特别是发现腿绊、鼻栓等游牧工具。还发现了大量的马骨和羊骨，这些也是游牧经济的实例［5］。
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也是个出有铜器和石器的遗址，这里发现了篱笆形墙围成的圈栏。圈栏里面有厚约10～20厘米羊粪层堆积，其间也夹杂有少量牛、马和骆驼的粪便，重现了牧民畜圈的实态。此外还有陶塑牦牛像。
这里牧民使用的铜器有铜斧、铜刀、铜镞和钺形铜器，是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的证明，但是也有石斧、石锛、石锤、石凿、石刀、石镞、研磨盘、石球、石纺轮，表明铜器并未排斥了石器。牧民的服饰，有以黄褐两色绵羊皮织成的毛布，也有用绵羊毛织成的毛带，以黄褐两色绵羊毛纺成的毛线，以及用牦牛毛纺成的毛绳，还有牛皮革履，牧民的衣着都出土齐备了［6］。
游牧经济起源以后，至春秋战国青铜时代的盛期，推断属于山戎的延庆墓地随葬的牲畜，葫芦沟墓地主要用牛、羊、狗，常以一只牲腿加放一个牲头，象征一只全牲。西梁垙的祭牲，与葫芦沟大致相同，也是以头与腿为代表。这里随葬除牛、狗之外，还增加大牲畜马，如gtM5和gtM2525，都随葬有马。玉皇庙是山戎文化的主要墓地，这里随葬普遍的是狗，其次是羊，再次是牛，数量较少的还是马。这里与葫芦沟不同是放祭牲堆，从祭牲的种类上看，这里的牛和马显然多于葫芦沟和西梁［7］，所以证明山戎这个游牧民族，是饲养了牛、羊、马的，马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标志。
推断属于东胡遗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牲畜，有狗、牛、羊、马、猪，狗个体较多［8］。赤峰蜘蛛山夏家店上层，也有猪、狗、牛、羊、马等骨。赤峰红山第一住地与石棺，均属夏家店上层遗存，有牛、马、羊、犬、猪骨。牛、羊、马当然属于游牧经济的正常现象，但是猪骨与微弱农业有关。所以这一时期，已经有牛、马、羊畜群。反之以彩陶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仅有羊、猪和丰富的獐、鹿［9］，表明属于农业与狩猎经济，与夏家店上层的游牧经济不同。
推断属于匈奴或北狄的游牧资料，是很充分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M1在地表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毛庆沟，在79座墓中，有祭畜的16座，祭牲的种类，有山羊、牛、马和狗，以山羊蕞多。随葬羊的4座墓中，羊头多者6个，少者2个。以羊和牛随葬的10座墓中，其中M6蕞多，有牛头骨2个，羊头骨12个。M2和M25，除牛头骨外，还有牛蹄骨。以马随葬者有M35和M45。以狗头骨与羊头骨随葬者有M58。以羊肩胛骨随葬者有M2、M16。其单独以羊随葬者多为女性。以牛和羊随葬者多为男性［11］。以马随葬者都是男性，说明男性在匈奴中的社会地位。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新疆哈密五堡、乌鲁木齐鱼儿沟和阿拉沟东口、青海都兰诺木洪，都证明在铜石并用时期，游牧经济已经开始，不仅有马、牛、羊畜群，而且有牲畜的圈栏和粪便，并有牧民的衣着，活现了游牧经济和牧民生活的社会实态，这是难得的科学发掘而学术价值很高的资料。
到了春秋战国，关于畜群，山戎有牛、羊、马。匈奴也是牛、羊、马。但东胡除了牛、羊、马以外，还有猪，这是东胡畜群与山戎畜群、匈奴畜群不同的地方。在大漠地区的新疆五堡、鱼儿沟、青海诺木洪这些纯游牧区，都不见养猪，这是大漠地区游牧民族与接近农业经济地区的游牧民族不同的地方。同时桃红巴拉M2，竟有42个羊头骨、3个马头骨、4个牛头骨，表明M2墓主人死时，杀了42只羊、3匹马、4头牛，这个财富占有量是很大的，因而透露了已经有了很大规模的畜群。匈奴畜群数量之多，似乎超过了东胡和山戎，表明它是一支强大的游牧经济部落。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经济的出现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出现的，就是从事游牧的民族对于牛、羊、马这些牲畜来说，不仅食其肉，衣其毛革，还饮乳浆，食干酪，并乘骑以代步。
牧民的生活，完全依靠游牧经济，它是保证牧民生活来源的主要经济手段。所以游牧民族的这种经济形态，与农业民族的家畜迥乎不同。农业民族的家畜猪、羊、牛，是作为辅助经济而出现的，农业民族完全依靠家畜是不能生活的，但是游牧民族则不然，他们完全依靠牛、羊、马、驼等游牧经济生活。所以农业经济民族的家畜，与游牧民族的牲畜，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青海诺木洪出土陶牦牛的实例，表明农业民族的家畜，与游牧民族的牲畜，各有其不同的起源。就是游牧经济内部，青海与内蒙古牲畜的驯化过程，也不尽相同。这透露了家畜与牲畜的起源是多源的。
从猎人到牧民
这些游牧民族是怎么来的?也是个有趣味的学术课题。
我的推断是从猎人到牧民。
山戎为山地之戎，当然有狩猎的自然环境。
东胡居山的记载，文献无征，但是她的裔族乌桓、鲜卑居山，则是可考的。《三国志·魏书·乌丸传》引王沈《魏书》：“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乌丸即乌桓，乌丸山即乌桓山。《蒙古游牧记》卷三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即乌丸山”，所以乌桓山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的地方。不仅乌桓居山，鲜卑亦居山，同书又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这个鲜卑山，《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可证蒙格即鲜卑山，当今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即鲜卑山在大鲜卑山西南千余里处，为东部鲜卑的起源地。大鲜卑山，由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嘎仙洞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和拓跋焘祝文石刻，证实了拓跋鲜卑祖庙旧墟石室所在之山地，应是大鲜卑山。亦即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大兴安岭顶巅东麓海拔
标［12］。这些都表明东胡境内是有山的。
匈奴也是居山的。《汉书·匈奴传》：“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形象地描绘了匈奴故地，在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之地，亦即大青山山脉之所在。
无论山戎之山，和东胡境内的乌桓山、鲜卑山，以及匈奴苑囿的阴山，表明山戎、东胡、匈奴这些民族，开始都是居山的，都有狩猎的环境。因而在他们的早期阶段，都曾作过猎人，猎人在不同时期，驯养了羊、牛、马以后，以之为游牧经济，这就成了牧民。因而从猎人到牧民，是我对游牧民族由来的考察和推论。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物质文化比较
（一）推断属于山戎文化玉皇庙物质文化的特征
玉皇庙陶系以夹砂红陶为多，主要是素面扁圆形罐，到了晚期，出现了轮制泥质灰陶，以折肩罐和高柄豆为主，器类、形制都很单纯。
墓葬形制，主要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不见墓道，但见二层台，有腰坑或壁龛。祭牲，大型墓为牛、羊、马、狗组合，如M250为7马9牛7羊，小型墓为羊和狗，大型墓马较多。有麻布铜扣覆面，铜扣多为1至3枚，出在前额眼巢鼻端。青铜短剑为柄身连铸，柄首有盘羊犄角，蛇纹，双熊对视，双豹相斗，早期以盘羊犄角首为多，晚期以蛇纹首为多。柄上有镂孔，见锯齿纹及菱形纹，镂孔很突出。特别是M156柄上嵌有绿松石，为其他剑所罕见，剑身虽多为直刃，但M384铜剑束身，很有特点。牌饰主要是写实的半浮雕，有虎、马，也有鹿、羊、狗，以马为蕞多，玉带上有金虎。带钩形式短而宽，与中原长带钩不同。造型有马、瑞兽、蛇、青蛙、刺猬，鸟形很多，并嵌绿松石。夏家店上层文化带钩很少，鄂尔多斯带钩多素面，数量也不多。
出土中原器或燕器，有铜鼎、豆、GC
（二）推断属于东胡文化的夏家店上层物质文化的特征
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陶器为红陶或红褐陶，代表的器形有敛口罐和球形鬲。这种鬲矮而宽如球形，下面有三个乳状足，形式十分别致，但是玉皇庙、桃红巴拉则看不到这种陶鬲，所以三个文化的陶系，明显不同。
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也有土坑墓和盖石墓，但是有石棺墓，这种石棺墓是玉皇庙、桃红巴拉所不见的，三个文化的葬具，也有一些区别。出土的动物骨骼，除了牛、羊、马、狗外，还有猪，这种猪骨也是玉皇庙和桃红巴拉所不见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为柄身分铸，与玉皇庙、鄂尔多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不同。刃部多为曲刃，或称葫芦形剑及琵琶形剑，这与玉皇庙、鄂尔多斯的直刃，完全不同。另外有枕石，这种枕石，也是玉皇庙、鄂尔多斯所不见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还出有孔石斧，这种石斧，宽顶窄刃，器体中间有孔。还有一种长方形石斧，非常扁平，顶部也宽于刃部，是仿青铜斧而制作的。此外还有弧形直刃半月形有孔石刀，这些石器，都是玉皇庙、桃红巴拉、毛庆沟所不见的，而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固有的特征。
（三）推断属于匈奴或北狄文化的毛庆沟、桃红巴拉物质文化的特征
毛庆沟的陶系，泥质灰陶多轮制，泥质红陶多手制，以泥质灰陶为多。纹饰有近似线纹的绳纹，器形主要是敞口罐，有的上有四个环状耳。这类绳纹灰陶敞口罐，显然与玉皇庙的夹砂红陶素面扁圆形罐、夏家店上层红陶球形鬲有明显区分。桃红巴拉手制褐陶鼓腹平底肩部有环状耳罐，与玉皇庙、夏家店上层的也不同。 桃红巴拉、毛庆沟都是开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石块葬具。此点与玉皇庙、夏家店上层均不同。桃红巴拉出土大量羊、牛、马头骨，其数量之多，也是玉皇庙、夏家店上层所不及的。
鄂尔多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有铃首曲柄、一字形格，中间起脊，直刃；也有鱼形铃状柄，饰凸凹的鱼鳞纹，镂孔，一字形格，中间起脊，直刃；还有触角式剑，剑首双鸟回首状，人字形格两端下垂如翼状，有柱脊，直刃；变形触角式剑，柄首镂孔，双鹿对卧，扁圆形格亦有双鹿对卧图案。总之，鄂尔多斯青铜短剑与玉皇庙青铜短剑、夏家店上层青铜短剑形式不同。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这类青铜短剑，一方面固然有作为武器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有作匕首用的，即作割肉的刀子。
鄂尔多斯的鹤嘴形青铜斧，多乳状棍棒头，这两种器形也是玉皇庙所未见的。
铜牌饰，鄂尔多斯有双牛、双马、双驼、双鹿、双羊、双兽、双鸟，都是双的；玉皇庙则多是单的。还有虎牛咬斗、虎马咬斗、鹰鹿或鹰兽搏斗，这些相互咬斗的牌饰，玉皇庙也是不见的。
总之，玉皇庙山戎文化、夏家店上层东胡文化、桃红巴拉匈奴文化，各有其不同文物特征，所以推断属于三个族属，是有依据的。
结 语
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匈奴都是北方民族中之大族。《史记·匈奴传》中记载了他们的史事，对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起源，是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但是在近百年所积累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材料表明，从新疆到内蒙古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既没有羊、牛、马骨成层的地层堆积，也不见或少见羊、牛、马骨在遗址上的散布。所以迄今在中国北方的新石器时代，尚未发现游牧经济起源的迹象，因而推断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只有狩猎经济，没有游牧经济的出现。
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开始，应在铜器出现以后，这从新疆五堡出土的铜刀、铜泡与石砍锄、砺石、石磨盘相共存；乌鲁木齐鱼儿沟和阿拉沟东口发现的铜刀、圆铜片与石杵、砺石、石锥相共存；青海诺木洪铜斧、铜刀、铜镞、钺形铜器与石斧、石锛、石锤、石凿、石镞、石磨盘相共存，它们证实了时间是在铜器已经出现，但尚有不少石器的铜石并用阶段，开始出现了羊、牛、马的游牧经济。所以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在铜石并用时代，而其盛期，是在青铜时代。“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进入青铜时代大体是同步”的意见［13］，是很有见地的。山戎、东胡、匈奴诸民族，都是在青铜时代，驰骋在北方广大沙漠草原上。
因此，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并不代表游牧经济而代表狩猎经济；北方地区也没有先畜群、后有农业的地层；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的家畜，与北方沙漠草原上的游牧经济出现的牲畜，也各有其不同起源，因而是多源的。
从各地出土的牲畜标本上看，新疆五堡除有羊、牛、马外，乌鲁木齐鱼儿沟
还发现有骆驼的腿绊和鼻栓，表明新疆羊、牛、马和骆驼是游牧经济的对象。但是青海诺木洪除羊、牛、马、骆驼外，还有牦牛，这种牦牛在今天青海西藏仍有生存，表明了牲畜驯养的地域性。至于山戎有羊、牛、马、犬，东胡有羊、牛、马、犬，还有猪，但匈奴仅见羊、牛、马骨，所以游牧经济的畜种，是因地方而稍异的。
在物质文化上，玉皇庙的青铜短剑，柄身连铸、直刃，柄首有盘羊犄角和蛇首，这反映山戎青铜短剑的特征；东胡的青铜短剑，柄身分铸，而曲刃和有枕石这两点，为东胡青铜短剑的特征；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则有铃首曲柄、鱼形铃状柄、触角式柄、变形触角式柄，柄首形式丰富，而为匈奴青铜短剑的特征。所以玉皇庙、夏家店上层、桃红巴拉分属于山戎、东胡、匈奴三个不同族属，其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注 释：
［1］ 林幹：《匈奴史》，第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215～21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周本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94～1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第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17～44页。
［7］ 靳枫毅：《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74、75、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33页。
［9］ 直良信夫：《赤峰红山后出土鸟兽骨》，《赤峰红山后》，第111～122页，1938年。
［10］ 田广金：《桃红巴拉墓群》，《鄂尔多斯青铜器》，第2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11］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青铜器》，第237、238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61～6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 罗琨、张家山：《从我国早期畜牧民的产生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35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