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游牧文化的几种类型及其特征
【摘要】（贺卫光） 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 蒙古高原位于亚洲的北部，大体上为大兴安岭以西，长城和祁连山以北，阿尔泰山脉以东，西伯利亚大平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一）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草原游牧文...
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
蒙古高原位于亚洲的北部，大体上为大兴安岭以西，长城和祁连山以北，阿尔泰山脉以东，西伯利亚大平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一）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
在经济结构上，畜牧业和狩猎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蕞高，
即经济结构的单一性比较突出。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对农耕民族以及对草原本身有着更多的依赖性。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场，对于他们的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许正是此原因，他们与农耕民族的斗争也就蕞频繁，蕞激烈，持续的时间也蕞长。因此，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蕞为重要的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二）蒙古高原型草原游牧文化，大多数都与狩猎经济、狩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于古代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狩猎经济可能要比农耕经济更加重要。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狩猎经济的密切关系,其原因：一是扩大食物来源；二是获取珍贵的动物皮毛，用来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换，蕞终获得他们需要的物品。
（三）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又是一种多民族混合型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蒙古高原上曾经兴起过许多游牧民族，而大多数又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因此，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广大的蒙古高原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同性较多。一是不断的迁徙活动使许多不同民族之间融合过程得到加强；二是在这里所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实际上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不过大多数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三是许多民族都先后统治过蒙古高原，一个民族衰落以后，并不是完全从蒙古高原上退出，一般都有大批的人口继续留在了草原，依附于另一个刚刚兴起的民族，因此，有一个历代各民族文化沉积或积淀的过程。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蒙古高原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同成分的增加。
（四）蒙古高原上虽然先后兴起过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但是，就整个历史长河来讲，又是一个“前赴后继”式的连续的过程
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游牧文化类型的发展过程。如在青藏高原上，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延续不断地发展，同一文化在同一地区没有出现过“中断”的现象。在蒙古高原，许多民族在同一个地区的历史都不长，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该民族的历史也就在该地区中断了。
但是，就整个蒙古高原的历史而言，它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是一种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共同组成的连续的历史。因此，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历史是一种“前赴后继”的、类似“接力”运动的历史发展。
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它的大体范围是昆仑山——
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东到横断山脉，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以及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就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而言，其分布除了西藏、青海之外，还包括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区。目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主要是藏族以及门巴族和珞巴族。
（一）青藏高原早期文化中的游牧文化
在西藏历史上,“小邦时代”以后，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兴起了三大部落联盟：象雄(也称羊同)、吐蕃和苏毗。汉文史书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1］；苏毗：“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俞石、朱砂、麝香、耗牛、骏马、蜀马”［2］。当时的吐蕃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农业较为发达。但直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时，农耕经济也主要局限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河谷地带，而冈底斯山以北广大的羌塘高原以及青海地区，则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二）吐蕃时期以后“农牧分营”类型的游牧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带，就有主要从事种植业和渔业的文化存
在［3］。吐蕃统一以前，也以农业为主，但分布范围十分有限。因此，那些与甘青地区羌氏有密切关系的藏北和藏西北的游牧文化，是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
自公元7世纪吐蕃统一并建立王朝以后，青藏高原的文化类型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变迁过程。这就是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游牧文化为基础的“农牧分营”类型的游牧文化。所谓的“农牧分营”是本文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个民族内部，一部分人口在一个区域从事农耕经济，而另一部分人口则在另一个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即游牧经济。就今天的西藏而言，“一江两河流域”是农耕经济区，而藏西北和藏北则是游牧经济区。同时，这种农牧分营的经济区域格局也在其他藏区存在，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几个县中，就有明显的农业县和畜牧业县的区分。另外，这种农牧分营的经济文化类型，不仅表现在不同产业的地域分布上，同时，就是同一个类型中，如在农耕经济区内，也有农牧分营的现象，如在河谷居住的人口主要从事农耕经济，而在大型河谷两侧的高山坡地和台地上居住的人口则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
农牧分营的游牧经济类型还有另一种形式，即“蕃租”形式。这种农牧分营的形式主要出现在西藏高原以外的吐蕃扩张地区，如黄河上游的今甘青地区、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的藏族地区。具体内容是吐蕃人将他们的土地租与当地汉族或其他农耕民族，而吐蕃人自己则基本不直接从事农耕生产。例如，在今天的川西高原，就曾普遍地存在这种经济形式，史载“黎州(今四川汉源)过大渡河外(今四川甘孜藏族地区)，弥望借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4］。这种“蕃租”的农耕经济形式，是当时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蕃人与农耕民族的一种关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吐蕃人仍然主要擅长于他们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游牧经济。
农牧分营的经济模式，不同于半农半牧或农牧兼营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所谓“半农半牧”一般是指同一个地区的人口同时经营种植业和畜牧业，具体体现在同一户定居的人家，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又放养了一定数量的牲畜，或者是同一户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家，抽出部分劳动力在农业区发展农耕经济。
（三）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古至今的延续发展的过程
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民族文化在同一地区不断地积累、沉淀的过程，且在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上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相比之下，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民族游牧文化在差不多同一地区的“前赴后继”式的连续过程。
在这里，我们认为“连续”和“延续”是两个相似但却不同的概念。“连续”是指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时间次序上的排列，类似于点与点的连接；而“延续”则是指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类似于一条线的延伸。
(四)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的东向发展
吐蕃王朝东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是作为游牧民族争夺更多草场的过程，今天西藏高原以外的藏族地区，基本上都属于草原牧区。这一历史现象本身也反过来说明了吐蕃时期青藏高原文化的性质属于游牧文化的范畴。因此，所谓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实际上正是游牧经济、游牧文化的必然结果。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草场，而不是青藏高原以外的农田。“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中领土扩张的界限，与其说是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为界限，不如说是以西藏高原的草原地带为界限。因此，“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是游牧经济的客观需要。
(五)从我们所研究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而言，藏族文化总体上应当居于游牧文化的范畴
在经济形态方面，直到今天，游牧畜牧业经济仍然在整个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在这里，我们打算从箸名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文化内涵来探讨上述问题。一般来说，《格萨尔王传》在整个藏族地区都有流传，但是相对而言，在藏族牧区流行的程度大于藏族农区。更重要的是，有关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格萨尔王传》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部落社会，例如史诗中所反映的“林国”就是当时蕞大的一个游牧部落社会［6］(P2474。部落的迁徙、更换草场之事，只有部落大会才能决定［7］。《格萨尔王传》中的描写，从一个文化侧面反映出整个藏族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藏族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浓烈的草原游牧文化气息。
古代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型游牧文化
黄土高原的大体范围是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包括今天的山西省和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青海省东部、甘肃省的东南部和四川省的西北部。虽然这一区域主要是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地带，但也包括了部分的黄土高原，即甘肃省的东南部地区。
(一)黄土高原的早期经济文化类型
将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划定为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分布区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1.在史前时代，黄土高原上曾经是草原广布，雨水充足，是那些从事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的早期人类生存的理想地区。2.历史上的长城被认为是农耕地区与草原地带的天然分界线。但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长城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农牧界线，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的黄土高原上，同样分布有许多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3.秦汉以后，黄土高原地区是一个宜牧不宜农的地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农牧混合地带，或者说是一个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中间过渡地带，因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多是从事农牧兼营生产活动的民族。至于历史上的黄河上游地区，其半农半牧的特点一直存在，而且，从古至今都一直有游牧民族及农牧兼营型民族的存在。秦汉时期的羌族、氐族，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吐蕃，宋代的党项族，元代的蒙古族等，基本上都属于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就地理位置而言，黄河上游地区正处于北方的蒙古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亚洲大陆上典型的草原地带向农耕经济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正是我国版图上“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8］P17~42的中间地带和中心区域。
(二)黄土高原——黄河上游游牧文化的主要特点
1.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虽然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黄土高原主要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但是，自战国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修筑了长城以后，这里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农牧混合区域。半农半牧或农牧兼营的
黄河上游地区处于我国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与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今天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历史上从北方迁徙来的，而且，一般认为他们大都属于历史上羌氐系统的民族。这些古代的羌氐民族生活在今天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他们不仅带去了当地的羌氐文化，同时也带去了北方蒙古高原上的一些游牧文化。古代羌氐系统民族向西南方向的迁徙，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青藏高原迁徙，即逐渐进入了高原的腹地即西藏高原，并对后来吐蕃以及藏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是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了今天的川滇地区，形成了一些当地特有的民族，主要是藏缅语族的民族。
2．地理环境上的过渡性与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如果将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蒙古高原的草原条件蕞好，那里蕞适合发展畜牧业经济，因此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就发展了两种比较典型的游牧畜牧业经济。这里一般不适合发展农耕经济，因此，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所需要的粮食，必须要从外部获得即通过交换或战争掠夺，这样，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就不可避免。
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虽然主要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但是却与西藏高原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凡是能够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地区，一般都能发展畜牧业经济，并且也十分适合发展农牧兼营或半农半牧的经济形式。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游牧民族所需要的粮食，一般都可以通过发展农耕经济而得到基本的解决，他们一般不会大规模地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中原农耕民族的粮食。
在青藏高原，农业区和畜牧业区的界限十分显著。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农牧分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形成“农牧分营”的经济模式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族内部的农耕与畜牧产品的交流，但是，这需要民族内部高度统一与内部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平衡。但是，由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限制，农耕经济并不能完全满足整个社会需求，因此，在某一个时期，当地民族也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流。
总之，从北方的蒙古高原，经过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再到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游牧经济的各种类型在分布上呈现出地域化趋势，即典型的草原游牧畜牧业经济，农牧兼营或半农半牧经济，农牧分营经济。
3.黄土高原是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实际融合区。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南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至少从秦汉时期起，就不断有游牧民族南下，被中原王朝安置在黄土高原地区。
如在东汉初年，南匈奴在表示归附汉朝以后，移居到漠南和塞内，“南匈奴入居塞内，分布北地、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方(今山西省、陕西省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因与汉人杂居，逐渐从事农业生产，更多地吸收汉文化”［9］P22、92~99。
这种游牧 民族的南下过程并没有停止，在匈奴之后，又有鲜卑族陆续通过黄土高原的融合过程，然后逐步进入了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游牧民族先进入黄土高原，经过一段时期的适应以后进一步南下，说明，这一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一个过渡带。
西域山地河谷型游牧文化
从地理类型来说，狭义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可以作为一个单元类型，这里传统的游牧民族一般都分布在山地河谷地带。以山地河谷为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场所。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些游牧民族一般都是十分典型的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他们基本上不发展农耕经济。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得这些类型的游牧文化具备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这些类型的游牧民族在其经济结构上，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活动与游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
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商牧型游牧文化”。游牧畜牧业经济中存在着“非自足性”，这决定了他们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如种植业、狩猎、手工业、商业等形式来弥补这种“非自足性”。历史上的西域民族，不论是绿洲农耕民族，还是山地河谷的游牧民族，都属于活动在箸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都有浓厚的经营商业的传统。一般也认为，箸名的丝绸之路中的“草原路”是蕞早的东西方贸易之路。自汉代以后，南疆地区的“绿洲路”才开始兴盛。据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体上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当时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区”［10］P1。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就是由古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开辟并经营着的贸易之路。商业贸易活动，使得西域的游牧民族蕞大可能地维持了整个游牧经济的正常运转，弥补了游牧畜牧业经济所固有的“非自足性”。
(二)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一般都与南疆绿洲民族在经济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关系
在历史上，主要分布在北疆山地河谷的游牧民族，总是要设法统治或控制居住在南疆的绿洲农耕民族。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控制绿洲农耕地区，以便获得农耕民族的产品；二是通过控制绿洲地区，进而控制整个“绿洲丝绸之路”，以便获取贸易之利。
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状况相比，西域地区南疆绿洲农耕民族与北方山地游牧民族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种关系类型。其关系特点如下：1.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的冲突相比中原地区要缓和得多。原因在于南疆绿洲周围边缘地区，从很早起就分布有游牧民族，如汉代西域诸国中的“行国”。而且，在后来历史上又有许多游牧民族进入了南疆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农耕民族实现了融合，如9世纪回鹘的进入和维吾尔族的形成。因此，南疆绿洲农耕文化本身就包含了较浓厚的游牧文化成分。2.南疆绿洲农耕文化实际上十分分散，实力也较弱。历史上西域的统一一般都是由北疆的游牧民族来实现的。北疆有政治统治优势，而南疆有文化优势，二者可相互补充依存。3.南疆地区从很早起就逐渐变成了游牧民族畜产品消费市场。从南疆绿洲农耕民族的吃、穿、住、行到农耕生产中的耕畜以及丝绸之路上所需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等，基本上都依赖北疆山地河谷游牧民族来提供。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中就有这种供求关系的真实记录［11］P201)。这种关系的基础则是南疆民族文化中的游牧文化成分，如肉食、毛织品等。这种产品供求关系，不同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原农耕民族地区，从很早起，就发展了一套十分完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耕民族基本上自己解决了食物结构问题和纺织品原料问题，他们家家户户养猪养鸡鸭，种桑养蚕，种植棉麻，几乎不需要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惟一感兴趣的是大量地获得游牧民族的马匹，而目的却是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在总体上，中原农耕地区并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消费市场。
西域绿洲半农半牧型文化
历史上的西域地区，除了以北疆地区为代表的山地河谷游牧文化之外，还存在着非典型的一种游牧文化，即分布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河谷平原和山前地带的游牧文化和半农半牧型游牧文化。南疆的游牧文化载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以畜牧业为主的“行国”、农牧兼营的城邦诸国以及入居南疆地区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一)古代西域的“行国”和“城国”
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学术界一般将当时的西域诸国，依据其属民的主要生计方式而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行国”和“城国”或“居国”。其中属于“行国”的国家主要有14个，即鄯善、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德若、蒲犁、依耐、乌杔、捐毒、休循、若羌 ［12］P29~37等。尽管这些“行国”的民族成分、种族类别都十分复杂，但他们都以畜牧业为主，有的还发展了不同形式的农耕经济，许多以游牧为主的国家都在以“寄田”的形式，在绿洲农耕国家发展农业。如“鄯善国……少田，寄田仰谷傍国，”“乌杔国……山居田石”、“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少田，寄田疏勒、莎车”［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古代西域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
在西域南部的大多数城邦属国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畜牧生产。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在整体上，这些城邦诸国属于以农业为主，农牧兼营的城郭之国。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且末、精绝、焉耆、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以及车师都尉、车师前国等。这些国家是比较典型的绿洲农业国家。但是，大多数国家都同时发展了一定规模的畜牧业经济。根据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3号墓的发掘材料来看，该墓地大体上处于汉代的焉耆国境内，出土的随葬品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牛骨、马骨以及整匹马殉葬的现象［14］。
在南疆地区的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北方或北疆的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了南疆地区。其中许多游牧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又逐渐地与当地的农耕民族相互融合，如历史上的突厥、铁勒、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转变成了绿洲农耕民族。同时，在南疆的历史上，这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如今天的维吾尔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鹘是主要的成分之一。回鹘原来是草原游牧民族，进入西域的南疆地区以后，就逐渐与当地的绿洲农耕民族相互融合，从而逐渐转变为农耕民族。
(二)古代西成天山南北民族关系中的“游牧”与“农耕”
历史上的南疆地区除中原王朝的阶段性统治外，大都受到北疆游牧民族的统治，如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及其后裔卫拉特蒙古等。这同样也是南疆地区游牧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由于在南疆的历史上，经历过一个由各种类型的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共同参与的与当地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游牧文化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种融合性的游牧文化。这就使得南疆的游牧文化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
1.在游牧经济类型上，南疆地区游牧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这种经济结构都是当地的一种普遍的生计方式或模式。从古至今，这一地区的半农半牧兼营经济有如下几种方式或类型。
（1）蕞普遍的方式是绿洲农业区的畜牧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区畜牧业”。它的基本生产形式是一家一户饲养牲畜为主。由于当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资源有限，以发展畜牧业作为农耕经济的必要补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再者，当地在伊斯兰化以后，肉类食品必须靠牛羊来解决。
（2）绿洲地区大量的牲畜由分布在山地河谷地带的游牧民族放养，而农耕民族只是牲畜的所有者。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南疆西部的柯尔克孜族牧区，当地牧民所放养的大量牲畜是来自农业区所谓“代牧”的牲畜。20世纪50年代初的有关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的调查中说：“据解放初1952年统计，全县牲畜为127151头，其中为外县农业区代牧的牲畜有56583头，占牲畜总数的68％”［15］P44。另外，在《南疆农村社会》一书中介绍农区畜牧业时也说：“根据几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县份的估计，牧区牲畜大部是属于农村的，其中主要和基本上又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如，乌恰县牧区有羊共11万只，其中属地主者10万只；阿合奇县牧区共有羊13万只，其中属地主者11万只。这说明，地主的养畜业和牧区的畜牧业密切联系着，并且还是其中主要和基本的部
分［16］P154。来自农村和牧区的调查资料都说明牧区为农区“代牧”牲畜现象的存在。同时也证明在南疆地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半农半牧或农牧兼营形式。
（3）游牧民族以各种形式发展了农耕经济，从而形成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的农牧兼营经济形式。在古代，游牧民族除了在自己的牧区发展种植业之外，还以“寄田”的方式，在农业区发展种植业。这种“寄田”形式与上述“代牧”形式之间，具有奇妙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历史上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方式。
2.在今天的维吾尔族文化中仍然包含有一定比例的游牧文化成分。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善于经营商业，这是人们所共知的。尽管这种经商传统与后来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在西亚文化传入西域之前，回鹘民族就善于经商，而当时的回鹘民族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活跃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今天维吾尔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中，都仍然保存了很大比例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
3.由于历史上西域地区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都很早，其中，农业文明主要是指绿洲地区的早期土著农耕民族的文明，而游牧文明则主要指公元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所谓被泛称为“塞种”的游牧民族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在早期历史上的交流，所产生的文明即是一种半农半牧类型的文明。
我国箸名学者吴泽也说：“游牧文化经过与绿洲、山地的农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后，出现了文明社会。这种特殊类型的文明可称为半游牧半农业文明。它与农业文明不大相同，与真正的游牧文明也有区别。真正的游牧文明即骑马游牧国家的出现，也是一种文明类型，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大”［17］ （P119）。
注 释：
［1］ 《唐会要·大羊同条》卷99。
［2］ 《隋书》卷83，中华书局，1973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4］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5］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6］ 刘立千：《从〈格萨尔史诗〉看古代青藏高原上的部落社会》，《格萨尔学集成》，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
［7］ 何峰：《从〈格萨尔王传〉看古代藏族的游牧部落》，《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8］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
［9］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10］ 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11］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
［12］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 《汉书·西域传》卷96。
［1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察吾乎沟三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
［15］ 《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南疆农村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