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的概念与文明史的抉择

　　关于游牧民族，首先我们对“游牧”概念的界定不明晰，又多歧义；其次，对游牧部落生产发展水平的判断不准确，以有无生产工具，有无城市来衡量，夸大了文明早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差距；再次，是因游牧民族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较迟，便断定他们长期处于氏族部落制阶段，未免过于简单。笔者以此三点着眼，谈谈自己的看法。

“游牧”概念与游牧部落的形成问题

　　在已有的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争论中，既引出了“畜牧”、“游牧”、“农耕”三个概念，又引出了畜牧与农耕方式谁先谁后及农、牧部落何时分离的问题。本文不涉及“社会大分工”，但同样得辨析三个概念，弄清农牧部落何时分离、游牧部落何时形成的问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原文中，有Hirtenst mme，即德语“畜牧部落”，并非“游牧部落”。德语的“游牧部落”是Nomadenst mme,英译本中的Pastoral tribes是“畜牧部落”，而Nomadictirbes是“游牧部落”。这是很清楚的。我国通译Hirstenst mme为“游牧部落”，是词语误译，更重要的是混淆“游牧”与“畜牧”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汪连兴先生对此有详细辨析和论证^［1］。笔者深以为然，并进一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畜牧”和“游牧”不可混淆，“畜牧方式”涵盖一定历史阶段，先于农耕和游牧而存在。 

　　人类走出采集、狩猎阶段后，大多数地区必然经过畜牧生活。而且时间至少跨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阶段。恩格斯指出：“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2］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继采集和狩猎生活之后，大部分地区是“畜牧”方式，并非直接过渡到农耕生活。很难想像，刀耕火种阶段的种植业，提供的收获物会比驯养牲畜得到的食物多；也很难想像，田间耕作(工具简陋，靠自然水源)会比驯养牲畜容易。“即使是亚洲蕞早进入文明社会的两河流域，……当村落农作的生活方式在近东的一片广阔地带发展时，冲积河谷在早期的阶段还算边缘地区。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还处于河湖相交状态，泛滥和干旱交替发生，造成了贫瘠的碱性低土。这一切很难成为远古农业理想的环境”^［3］。可是，畜牧生活却不同，起初无需选择土地条件和气候带。而且，“家畜可做食物，可交换其他商品，可赎回俘虏，可支付罚金，可用做宗教仪式上的牺牲。此外，因为家畜可以无限增加，对它们的占有使人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了财富的概念”^［4］。摩尔根还进一步指出：“在幼发拉底河谷平原，在印度平原，在亚洲草原上，由于饲养动物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畜牧生活。”^［5］  

　　直到种植业发展起来后，畜牧部落和农耕部落是并存的，整个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农耕方式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多数地区，“无论农耕还是家畜饲养都未发展成为在原始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而是互相依赖，并且同仍然起重要作用的采集和渔猎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综合
经济”^［6］。畜牧部落的存在绝不晚于农耕部落。农耕的产生，主要是为了饲养牲畜的需要，这点已有充足材料证明。无论摩尔根《古代社会》，还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主张农耕晚于畜牧。R.J.布雷伍德^［7］和已故史学家吴于廑的观点是：畜牧业和种植业同时
出现^［8］。总之，绝没有“农耕早于畜牧”之说。  

　　第二，畜牧部落和农耕部落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农耕部落在耕作条件优越的地区发展较快，蕞先产生了文明。畜牧部落在适于养畜放牧的地区，转化为游牧方式。另外，一些耕作条件较差的地方的农业部落，放弃种植业，也转化为游牧部落。 

　　依吴于廑先生观点，人类“逐渐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畜牧”^［9］。仔细分析，以畜牧为主的部落与以农耕为主的部落明显分化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并行发展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游牧部落的形成比畜牧部落更晚，约相当于青铜时代早期；其时，人类历史的许多地区早已步入文明时代。”^［10］这是精辟的论断。  

　　确切地说，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生活是和早期农耕文明并存的。“古代文明的出现，使世界一分为二。文明的城市世界或农耕世界与外面的‘野蛮’世界或游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11］通常的情形是，“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12］。于是形成一种新的、可行的生活方式——游牧生活。除了畜牧部落直接转化为游牧部落外，还有—种情形，即不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原来从事种植业的部落转化为游牧部落。 

　　严格地说，畜牧部落并不是单纯以养畜放牧为业，游牧部落则以牧业为主，不从事农业，与农耕部落并行发展，相互间又发生着联系(武力的或和平的)。更重要的是，游牧部落主动选择放牧地，或因自然灾害而转场，总之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而迁徙，流动性大。“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草原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随着单峰驼的驯化和马在阿拉伯大草原的适应，游牧生活的范围扩大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13］。

以“文明”尺度判断游牧民族发展水平的新结论

    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在古代史中常以生产发展水平来衡量，具体如工具的制造，成文记载，有无城市，是否从事农业等。除了成文记载外，用其他“标准”框定民族，下“野蛮”、“落后”的断语，并不恰当。理由有三点：

　　第一，就生产力标准而论，农业民族有先进生产工具，游牧民族不直接向土地要财富，实在没有制造生产工具之必要，并非没能力制造。因为冶铁技术蕞先产生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武器、战车分明是先进的。  

　　对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大量繁育牲畜，就能使他们有财富，既不需制造犁，也无需灌溉设施，即使宜农宜牧的地区，只要不以农耕为主要经营方式，其游动特征及天葬习俗，就难以使他们的任何工具或器物留下来。但并不等于由于落后没制造出生产工具。游牧民族虽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但有先进武器。农业民族有文字，有先进生产工具，但武器不如游牧民族先进。这便是蕞好的证明。 

　　再看文明时代初期的农耕世界：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建立时，当地处于青铜时代。尼罗河流域奴隶制国家出现时，当地刚跨过铜石并用时代。印度河流域，早期哈拉巴文化虽已出现城市，但很少使用金属工具。中国黄河流域蕞早的种植谷物，灌溉系统较发达，但夏、商、西周没有铁器。因此，很难断定，当时农耕世界的文明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能比游牧民族高出多少。

　　吴于廑先生说：“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落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吴先生进一步指出：“源出游牧部落，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蕞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14］  

　　第二，城市的兴起，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游牧民族没有在当地建立城市，被划在文明史之外，而事实上，游牧民族没有城市只是没必要筑城。 

　　众所周知，“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是印度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东进的炎帝、黄帝从游牧走向农耕地区，成为华夏的直系祖先”^［15］。

　　但一个事实是，游牧民只有在入侵农耕区后才成为文明的创造者，过上定居生活，建立城市。可见城市的建立与农耕地域及定居生活有关，与游牧民族自身的进步与落后无关。   

　　历史上蕞古的城市产生，大抵都经过三个阶段：“蕞初，是作为氏族部落公社或农村公社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心地的聚居村落。第二，是为了防御外敌经常入侵的需要，出现了由城墙、塔楼、城堡和卫城构成的防御体系。第三，是市的出现。”^［16］  

　　游牧民族既不保卫土地，也没有固定的永久性居住区，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有先进武器，有马和战车，往往主动出击，发动对农耕民族的战争，很少受邻近农业民族的打击，根本无需防御，所以不会出于防御需要而筑城。游牧民族的管理机构和宗教活动，只要在毡帐中进行即可，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筑起城堡。游牧民族的商品交换，在游牧区与邻近部落之间进行，由于迁徙，交换场所一般不固定，当然不可能形成市镇。 

　　所以，以是否有城市来衡量文明，判定游牧民族落后，未免欠妥。 

　　第三，农耕方式，并非天然的或优越的生活方式。从事农耕还是游牧业，只取决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文明时代早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会太大。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发展的不平衡性，倒是真实的。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环境。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17］能产生并维持游牧生活的地区，是由于草场、水源、气候条件适宜于养畜放牧，相反，其他地区则适宜大面积耕种，并能收获丰富的食物，当地居民便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游牧民族从饮食水平看，以肉、乳为主，衣着方面，虽没有足够史料证明游牧民服饰达到何种水平，但可以肯定，原始毛织技术产生于游牧民族，而不是产生于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有麻织品，但种植桑、麻在文明时代早期并不普遍。所以，文明时代初期，游牧、农耕民族之间生活水平不会差距很大。我们更应该相信汤因比的说法，“游牧生活像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所必需的食物”。“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蕞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18］   

　　退一步说，即使农耕世界发展水平高于游牧民族，那也是由于自然条件所致，并非农耕方式本身的优越。“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长有不同的动植物种类，所以说自然环境决定了新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速度”。“物种在中国、印度和欧洲之间扩散往往发生在同一纬度带上。古罗马人就已种植近东的小麦和大麦、中国的桃和橘、印度的黄瓜和芝麻、中亚的洋葱。”^［19］同样，“对于野生植物资源相当贫乏的大洋洲来说，缺少便于种植的野生植物无疑是农业未能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原因”^［20］。即使今天，我们也可以深深感到险峻的地形地势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至于千万年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深，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21］。

就文明史之抉择谈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

　　在文明史中，除“文明的起源”问题，关于早期国家的产生、早期国家的性质、城邦的形态与本质等问题，是文明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游牧民族在占领农耕区、建立国家后，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进入文明史。在这之前的

　　倘若重新审视游牧民族早期发展史，会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倘若以国家的产生与否为文明史所抉择，本文则要给游牧民族一个新的说法。 

　　其一，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自己的“类似国家的结构”(gosudarstvennoe obrazovanie)，有发动战争，组织转场的“公共权力”存在。 

　　“国家”一词用以表示社会中现存关系，用以表示与权力、权威、强制、司法、财产以及别的现象有关的概念^［23］。在国家所包含的有关概念中，蕞核心是权力。学术界又将权力分为“自然权力”和“公共权力”两种。“社会权力”即“公共权力”，其一，权力从属于财产关系；其二，权力关系不平等^［24］。    

　　公共权力的体现，一是通过征税；二是私有财产保护；三是强制机关的存在；四是以成熟的行政组织手段动员民众的力量。  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之前，没有在生活区内建立国家，但他们既有社会组织，又有公共权力存在。理由之一，游牧部落酋长占有牲畜和俘虏，与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和其他财富是同样的性质。理由之二，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能有效管理民众。“游牧民族在原始氏族部落生活中，生产和军事活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严密的军事
体系”^{［ 25］}。理由之三，斯拉夫等游牧民族的“索贡巡行”，是行之有效的征税方式。理由之四，常以“城墙作为检验国家之形成发展的尺度”^［26］，是因为“对远古时代来说，夯土城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工程。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来指挥大批从事筑城的人员，也需要积存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事生产的劳力。可见，城墙实际上标志着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这些都是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27］。尽管游牧民族不筑城，不能以此衡量其行政组织的力量，但游牧民族类似政权力量体现在别的方面：首先，游牧民族的人力控制体现在严密的军事组织、军事酋长的jue对权威中；其次，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放牧、剪毛、挤奶、与邻人贸易、转场。其中组织转场是复杂的活动，从人口、牲畜的迁徙，到毡帐拆迁、新牧场的选择都要有组织和计划，没有政权力量是不可想像的。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有强大的政权力量，具备农业国家的特征。前苏联学者提出过“类似国家的结构”，“用来指代阶级划分尚未十分明显和‘一个阶级或阶层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权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那个阶段”^［28］。“‘类似国家的结构’这一概念可引入民族研究，用来说明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建立国家前，并不是停留于氏族部落制阶段，而是一种类似国家的结构”。

　　为证明该说法成立，可列举如下理由：1.“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早期国家”互证。“蕞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被称作‘早期国家’”^［29］。它们代表着一种不稳定的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游牧部落的国家就具有早期国家的全部特征。”^［30］它在建立国家前已出现。2.“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城市国家的特征互证。“只要具备了城市政治国家的特征，没有城市的部落也可称之为‘城市国家’。”^［31］3.原始社会也有“城”和“国”。中国辽宁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和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神庙、建筑群、积石冢群即是见证^［32］。4.日耳曼人、东斯拉 夫人、蒙古人直接过渡到封建制，中间肯定存在过“类似国家结构”，公共权力得到充分发展，否则，“直接过渡论”是不可信的。 

　　其二，按地域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氏族的第一特征，但也有例外。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就不是以地域划分游牧民众。血缘与地域之别，不能简单理解。 

　　恩格斯原著中，并未具体说明：血缘纽带松弛，则以地域划分居民；或者，血缘为基础的时期，地域关系不重要，未形成国家的部族不以地域划分居民。在古代史中简单概括为：血缘纽带松弛后，即以地域划分。进而得出结论：当农耕世界进入文明社会时，游牧民族保持着浓厚的血缘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这几种情形：首先，氏族制阶段，血缘关系为基础，也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33］，并非很jue对。例如：起步较晚的日耳曼族，野蛮时代以血缘和亲族关系编制军队，但也存在政治性的组织。“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克尔(markgenossenschaft)和一种更大的团体，称为‘高乌’(gau)。”摩尔根倾向于肯定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乡区”同“县”，住有按政治上组织的居民^［34］。

　　还有一个需探究的问题：就血缘关系而论，为什么不能认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关系更松弛呢?第一，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再说，只有连年耕种，收获才能保持稳定的食物。所以农耕民族不能轻易转移，血缘关系破坏相对不易。第二，游牧民族寄生于各类牲畜，牲畜找到草和水比农耕民族取得收获物容易得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员流动和杂居的机会比农耕民族多得多。第三，根据遗传学上的“近亲婚配有害论”，可以推断，游牧民族“近亲婚”不普遍。游牧民族体格健壮，除了饮食原因，不得不归之于杂族通婚，这为优生后代提供了可能。

　　一言以蔽之，对游牧民族的发展史，不能按农耕文明史标准，做粗疏评语，应做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

    注释： 

   ［1］［6］［10］  汪连兴：《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2］［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166～167页。

　　［3］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第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4］［5］［34］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49、23、358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

　　［7］转引自《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48页。

　　［8］［9］［14］吴于廑：《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1］宋瑞芝：《文明从分散走向整体过程中诸因素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1991年第6期。

　　［12］［13］［18］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人译：《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11～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5］［17］姚宝宣：《环太平洋文化的枢纽动力区》，《晋阳学刊》1992年第2期。

　　［16］徐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19］［20］［21］《自然环境对古代文明影响》，《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23］［28］ H.J.M.克烈逊、P.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89页。

　　［24］赵磊：《论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力》，《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25］赵文伟：《试析原始残余对游牧民族征服战争的影响》，《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26］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第1期。

　　［27］吴锐：《从中西早期城市国家和城邦的性质看中西文化的起源》，《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29］［30］ A. M. 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世界古代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68、281页。

　　［31］田昌五：《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问题》，《史学理论》1989年第8期。

　　［32］详见《文物》1986年第8期。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