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台湾诗人席慕蓉追寻内蒙古原乡

　　23日，席慕蓉携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流动的月光》出席在首都图书馆举行的“草原的回声——席慕蓉诗文道路”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她说，在5岁之前，自己是个蒙古孩子。

　　“那时，我会说蒙古语，会唱蒙古歌，家里时常来一些内蒙古的叔叔伯伯，大家抱着我，教我唱蒙古歌。唱着唱着，那些叔叔伯伯会流下泪来，我就想：那么大的人也会哭啊……”

　　席慕蓉5岁时，是1948年。她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几年时间里，辗转了中国南方的几个城市，到了香港才正式上小学，而后定居台湾。

　　长大后，席慕蓉也变成了一个听蒙古歌会流泪的人。

　　彼时，内蒙古远在千里之外，且不说相隔多少山川河流，就单单是眼前那一道海峡，思乡的人都渡不过，回故乡谈何容易？

　　在那段漫长的时光里，一切跟内蒙古有关的东西，都能引发席慕蓉的泪水。

　　一次，她在书店打开一本童书，读到韦应物“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的诗句，眼泪便忍不住落下。女儿和儿子十分吃惊，觉得这种情感太难以理解，女儿匆忙拉着她离开书架，儿子则央求她买下了那本书。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看到母亲关于乡愁的文字，孩子们才理解了席慕蓉内心一直追寻的故乡。

　　这位自称是“蒙古孩子”的女诗人，直到四十多岁，才有机会回到她的故乡内蒙古。朋友问她：“你要回内蒙？”她说：“不是回内蒙，是去内蒙，我还没有到过内蒙呢。”

　　20天后，当车子一跃驶上内蒙古草原，被草原环绕起来时，席慕蓉“就像是走在自己的梦里”，基因里祖辈遗传给她的关于草原的记忆全部苏醒过来。她不停地大喊：“我来过，我来过！”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就是回内蒙，是“重临旧地”。

　　“在1989年之前，对于我的故乡而言，我只是婴儿，20多年过去了，我逐渐和原乡熟悉，好像是入学了。”已是年过七十的席慕蓉说。

　　她曾在诗中写过：“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又说：“是的，对于故乡而言，我来何迟！既不能出生在高原，又不通蒙古的语言和文字，在稽延了大半生之后，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来做一个迟到的旁听生。”

　　为了弥补“落下的功课”，席慕蓉每年都要回内蒙古几次，在自己的故乡待上一段日子。

　　席慕蓉回家的路，启程得晚，却走得长久。这些年，她越走越远，从大兴安岭到鄂尔多斯，从天山山麓到贝加尔湖，甚至穿过贺兰山到阿拉善沙漠西北边的额济纳绿洲……

　　走万里路，又读万卷书。她对蒙古文化在内的整个游牧文化充满兴趣，读了十三世纪成书的历史名著《蒙古秘史》，还有《蕞后的游牧帝国》《游牧民族的世界史》……

　　慢慢地，她“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

　　她关心内蒙古的孩子们，心系内蒙古的文化。蒙族歌被市场化、草原上看不到雄鹰飞过、内蒙少年说不好蒙语、族人的生活环境被外来者改变……点点滴滴与原乡有关的事物，她都留意着，尽自己的一份力去改善。

　　如今，席慕蓉不仅常去内蒙古进行文化交流，还担任了内蒙古大学、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六校的名誉教授，被聘为内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成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也有很多时候，她只是回到草原上吹吹风，坐一下。

　　“在台湾，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故乡的，回到大陆祭祖也只是为父母，大概来一两次就罢了。但我总是要来内蒙古，因为有乡愁，因为感觉得到土地的呼唤。”席慕蓉说。

　　时隔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乡愁不是软弱的，乡愁是生命的驱动力，是人的本能。”

　　因为生命中汇入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席慕蓉开始转变，“心中的火种被点燃了”。她想要书写草原之美，她创作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内蒙广为传唱，写下了《我的家在高原上》等散文，出版了《蒙文课》等著作，她的诗歌也开始关注山川、土地、族人，变得深沉、辽阔。

　　她的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和《流动的月光》也与原乡密不可分，后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前者以书信形式道出自己的心声。

　　在《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中，她预先设定了一个生长在内蒙古的蒙古少年作为自己的诉说对象，她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海日汗”，意为“山神所居的山岳”。

　　席慕蓉说，历时六年写下这21封信，是为了“做功课、交作业”，也是为了表达“一个老去的、从远方回到故乡的蒙古人的诚实心声”。

　　“一个人，到了一定时间，故乡就会来找他。”席慕蓉说。

　　曾经是故乡呼唤她，现在是她追寻故乡，有共鸣，也有回响。乡关何处，席慕蓉的故乡在远方，在心里，在笔下，在路上。(记者谈昦玄)